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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规划纲要: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行动纲领

    董昀 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产业金融研究基地副主任、支付清算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全国人民勾画出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宏伟蓝图,是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纲领。日前,就《纲要》相关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副主任、产业金融研究基地副主任董昀。他认为,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始终是应对前进中各种风险与挑战、化解经济社会运行中各类矛盾的治本之策。

  五年规划:理解中国发展的一把“密钥”

  《金融时报》记者:在中国的经济政策框架体系中,既有常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还有着眼中长期发展的五年规划,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您如何看待五年规划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董昀: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这种制度安排更有利于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战略规划的衔接与配合,拓宽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视野。更进一步说,五年规划等中长期规划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把“密钥”。

  从经济政策学角度看,发展规划的本质是一种有效的预期管理方法。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起,预期管理进入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旨在通过决策机制、政策发布和信息沟通等方式的调整优化来有效引导、协调和稳定预期,使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被市场主体预见,从而减少不确定性,防止经济剧烈波动。西方的预期管理集中在短期的货币政策领域。

  相较而言,中国的五年规划战略视线更长,覆盖领域更宽,旨在阐明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稳定各方预期,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为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而努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编制实施了8个完整的五年规划(计划)。实践证明,这一中国特色经济治理机制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我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全球视野进行动态观察后不难发现,在20世纪中后期,法国、印度、苏联等国家都制定并实施了五年规划,而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均推行了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产业政策。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这些中长期政策一度淡出,宏观政策聚焦于短期波动问题上,缺乏长期视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欧美主流经济学家开始深刻反思本国经济政策中的重总量轻结构、重短期轻长期等重大缺陷,并注重从中国的中长期规划政策实践中汲取有益经验。其中一些学者强调,发达经济体应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经验;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五年规划”等宏观管理战略值得所有国家学习借鉴。

  系统把握“十四五”规划的核心要义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我们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冲击,“十三五”规划顺利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2021年,我们开启了“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您认为“十四五”期间,怎样才能更好地遵循和实施《纲要》?

  董昀:在我看来,《纲要》立意高远、体系宏大、内容丰富,体现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鲜明特征。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核心要义需要认真学习领会。

  第一,明确一个主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经过长期的不懈奋斗,我国已摆脱绝对贫困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可见,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仍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始终是应对前进中的各种风险与挑战,化解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类矛盾的治本之策。因此,《纲要》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需要注意,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两会期间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这表明,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提升发展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贯穿“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的主题,不能因领域、地域、时域的差异而有所动摇。

  第二,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历史,晚清时期国人常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在外部力量的剧烈冲击下,我国不得不被动承受和勉力应对的危局。它与今天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阔步向前,我国已于2010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达到美国的70%以上。因此,中国的崛起所驱动的“东升西降”趋势,即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停滞的现象愈发明显,从而导致国家竞争和制度竞争日趋激烈,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成因。可以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主动引领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便是“两个大局”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在大变局之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将长期共存、长期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十四五”时期,世界已经进入动荡变革期,疫情冲击下的“大封锁”助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各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泥潭,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以往40年间中西双方以互利合作为主基调的竞合关系或将难以延续。预计国家间的博弈和冲突将趋于长期化、广泛化和正面化,双方关系当中的竞争对抗成分将明显增加,竞争总体大于合作,总体趋势可谓危机并存、危中有机。

  “十四五”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竞争压力和阻遏措施下展开,而且,逆风逆水的国际环境,已经大大压缩了我国的“试错”空间。

  同时也要看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中国经济仍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具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且经济韧性强劲。只要中国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并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实现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增长,就能够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进而引领新一轮全球化。这正是我们的底气所在。

  可见,“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内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综合国力,继续改善人民的生活,建设比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从而为我们应对变局,实现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基础。据此,《纲要》中特别强调,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

  进一步地看,《纲要》在谋划“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时强调,“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虽然考虑到未来发展进程中的不确定性,《纲要》没有提出明确的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但也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一政策目标的设计将提高发展质量与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有机统一起来了。

  第三,把握三个“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纲要》明确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三个“新”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其中,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

  需要着重分析的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要义。

  首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国民经济循环中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将更多依托国内市场;相应地,我们将减少对海外市场和技术的依赖,改变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原有格局。

  《纲要》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这表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是深化改革,通过改革,要建立更自由、更统一的全国市场来促进资金、人才、产品、物质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市场的弹性,应对可能出现的技术封锁和经济部分脱钩等局面。

  其次,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开放系统具有一般性,其存在是绝对的;而封闭系统则应被视为开放的特例,其存在是相对的。在逆全球化浪潮中,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可以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民众福利改善,推动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

  《纲要》提出,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依托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而绝不会走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道路。总体而言,国际循环将作为国内循环的补充和支撑,并助力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的提升,从而得到持续深入和扩展。

  全面理解“十四五”时期的金融改革发展战略

  《金融时报》记者:《纲要》围绕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了全方位的战略部署。您对《纲要》中的金融改革发展战略部署是如何分析和理解的?

  董昀:经过几十年的运行,我国的金融体系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也积累了一些风险与问题,在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需要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在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等方面距离现代金融体系还有一定差距。未来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血脉畅通,激发肌体活力,《纲要》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发展的主线,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关系,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来有力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一是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纲要》提出,要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特别是围绕创新发展与科技自立自强要求,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畅通科技型企业国内上市融资渠道。

  二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纲要》提出,要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完善央行政策利率体系,更好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基准作用。

  三是优化金融结构。围绕健全由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构成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和稳妥发展金融科技等政策目标,《纲要》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系统部署,旨在补齐金融服务供给的短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需要。

  四是持续扩大金融开放。其中既包括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领域开放,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也包括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五是实施金融安全战略。《纲要》将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前提,对宏观杠杆率、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债务风险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致力于实现金融改革、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动态平衡。

 

责任编辑:袁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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