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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艺“海漂”的书法家 记艺术家李天马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是为数不多的大众娱乐方式之一。当时的影片不仅片名多为名家题字,而且连片中的字幕和演职员表等也皆为毛笔写就。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不少以书法为主题的电影,如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笔中情》,就讲述了古代书法家赵旭之(原型王羲之)三度出游学习,饱览名山大川,遍读名家书帖,遍访名师贤达,勤学苦练、潜心揣摩,终得书法之真谛,登上书法艺术高峰的故事。片中的书写场景皆在专业书法家指导下进行,甚至不少镜头由其“代笔”,从而使影片保持了极高的专业性和艺术性,上映后备受好评。但罕为人知的是,这部片子的背后,有既是银行家也是书法家的李天马的身影。

  投身金融 为艺“海漂”

  李天马(1908-1991)为广东番禺(今属广州)人,原名千里,以字行,是著名书法家。他曾是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教师、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楷书行书的技法》《张氏法帖辨伪·余氏书录辨伪》及《李天马书法集》《李天马小楷选》等,并与冯衍锷同辑《李鉨斋先生印存》。

  李天马出身书香门第,少时即耳濡目染,承袭家学,由其父教授书法,启发了他对书法的浓厚兴趣。后就读于私塾,在塾师指导下研习古文、书法、诗词,综合文化修养日益深厚,书法技艺也大为精进。

  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农工银行进入广州开分行。当时的农工银行系国内大型商业银行,其前身为大宛农工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属官商合办性质,后因官股未拨而改为商办,并在北京、上海、天津设立分行,随后总行迁至上海。1937年6月中国农工银行广州分行正式成立,由于李天马思维缜密、文采出众且书艺高超,故在众多应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职员。但随后抗战爆发,他被迫随农工银行一道迁往战时陪都——重庆。

  彼时的重庆,因政府首脑、金融巨子和文艺大师等名流云集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正是在渝期间,他加入了当时赫赫有名的“饮河诗社”,并结交了章士钊、沈尹默、乔大壮、俞平伯、朱自清、叶圣陶、高二适、潘伯鹰、郭绍虞、吴宓、曾履川、谢稚柳、许伯建等诸多文艺大师,其诗情书艺也深受众人赏识。抗战胜利后,农工银行回迁广州,并于1946年11月2日在大马路185号复业,李天马担任襄理。当时,银行收入较高,能进入银行尤其是大银行工作可谓是捧上了“金饭碗”,加之他任襄理,堪称该行的“三把手”,收入更是不菲,但其却醉心书艺,乐于书道。

  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银行,如电影《笔中情》的主人公那样,遍游华夏,请益前辈,遍访名碑,博览书迹,书艺精进,名声日隆,并开始居家授徒,培育新秀,且以严于治学事教著称。1960年,他又受聘广州文史馆馆员,并担任广州美术学院书法教师。次年,在沈尹默的大力举荐下,他被调往上海市文史馆,任书法组组长。由于其时各地书法家协会尚未建立,故文史馆书法组组长的地位和重要性完全不亚于今日之地方书协主席。

  取法正脉 诸体兼善

  在书法上,李天马擅长楷、行、章草、大草、金文、甲骨文等六体,尤以行楷见长。他的楷书宗《九成宫醴泉铭》,旁及《虞恭公》《皇甫君》诸刻,略参《张猛龙碑》等北碑笔意;小楷则法钟、王及唐宋诸家,自成风格。其行书根植“二王”,在《兰亭序》《集王圣教序》《十七帖》等名帖上狠下功夫,旁涉陆柬之、李邕、苏轼、黄庭坚、赵孟頫、文徵明诸家。草书尤善章草,在全国书坛独树一帜。

  观李天马的学书之路和取法之径,应该说其与同时代的其他书家各有异同。“同”在他的学书之路与许多人一样都极为艰辛,通过数十年如一日地勤学苦练、心慕手追,逐步提升书艺水平。李天马曾说:“一天的功夫一天的字,十年的功夫就是十年的字,有了扎实的基础,进一步深造就比较容易了。一个书家如果没有高度的热情和辛勤的劳动,就无法使潜在才能表现在作品上。”而“异”则在于他学书并非一味地闷头写,而是在博览群书基础上融会贯通,举凡书法史传、论述、技法、著录、考证、鉴别等书籍,他无不探流穷源,从而使其技法和理论同步提升、日臻成熟,最终形成了刚柔相济、温雅冲和、俊美秀逸、充满“书卷气”的强烈书风。并且,由于他与沈尹默、潘伯鹰、白蕉等人皆为“二王”一路,书风相似,故彼此志趣相投、过从甚密。笔者曾有幸目睹沈尹默致李天马信札真迹,信中云:

  天马仁兄左右,日来想尊体益臻康健,委作画集序,稍迟即可属笔,惟须知画集全部内容庶不敷泛,请先检示草样,全分为荷,此叩,侍安。

  弟沈尹默顿首,即日。

  鉴于当时沈尹默在书坛的地位和声望,能写出这样的信,既表明了其谦虚之态,更显示出其对李天马的看重。

  翰墨传薪 功不可没

  在沪期间,李天马主要致力于书法普及工作,不遗余力地培养后进,并与沈尹默、潘伯鹰等一起,为上海书法乃至全国书法的复兴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以“徒”传艺。初到上海之际,李天马便开坛授徒,并约法三章:首先,不收费、不收礼;其次,先生赠物要收;再次,每周学两次,风雨无阻,不得半途而废。无疑,这种博大胸怀与今日开班办学、收徒盈利的书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教学过程中,他悉心教导、倾囊相授、不遗余力,指引学生从临习经典入门,走上学书正道。他说:“书法是历史的积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凡有志于学习书法的人,必须要在继承传统上下功夫,就是这个道理。”在如何学习经典上,他说:“临摹古人碑帖,初学者往往只注意其外在的形,而忽略了书家情感意趣内在的神。这一点就需要初学者多去思考,多动脑筋,汲取前人书法艺术精华,而不应照着葫芦画个瓢,往死里写……学习书法,应首先学会用笔,笔到意到,举一反三,否则就会使人堕入五里雾中,不得要领。”更是道出了学书的真谛。在他的悉心教导下,许多学生成了专业艺术家,如梅墨生、伍纯道、吴柏森、许思豪等。

  二是以“书”传艺。为使更多人了解书法、热爱书法、学习书法,他总结多年习书经验写成《楷书行书的技法》一书,1984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备受读者好评,并多次再版。此外还有《张氏法帖辨伪·余氏书录辨伪》一书,阐述了碑帖鉴定的基本准则,启示后学不必迷信古人,以假作真,盲从附会。当然,若以今日之眼光来看,这些书无论内容安排还是板式设计都略显简单,但在当时出版业并不发达、书法类书籍十分稀缺的背景下,其对推动书法热潮兴起无疑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是以“影”传艺。与一般书家不同,除了收徒和写书,李天马的书法还依托了一种新的传播途径——电影。言及此处,又不得不提沈尹默了。就在李天马刚到上海不久,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找到沈老,请其拍摄一部讲授书法的专题影片,由于当时沈尹默年事已高,多有不便,故推荐了心中的最佳人选——李天马。于是,李天马便成为新中国第一部书法主题的科教电影——《怎样写好毛笔字》之“男主角”。同样,在198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古装爱情艺术片《笔中情》时,他也被书协推荐为该片的特邀书法顾问,片中的多幅书法作品皆出自其手。由于电影的受众面更广、影响力更大,可以说李天马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成了“网红”。尽管名气日渐提高,但他为人处世却十分低调谦恭,他曾说:“我学了二十年的草书,可以说是笔不离手,但写到现在还不敢拿出去送人。”

  虽然他身在上海,却始终心系故乡。晚年时他曾偕夫人专程返回老家番禺,留下大量墨宝。此后又将收藏的名家书迹、珍贵画卷和善本书籍及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的遗墨与照片等宝贵文物悉数捐赠给番禺县图书馆。1990年,在其生命的尾声,他又积蓄毕生功力,挥就大草《李白庐山谣》五尺中堂巨幅及《左太冲咏史》章草四尺条幅,寄赠给番禺县图书馆。

  在近现代的艺术家中,有许多是“海漂”成功者,如赵之谦、吴昌硕、丰子恺、方介堪等,皆是走出浙江前往上海,最终成为一代大师的典范。也许李天马当年也是抱着类似的心态和预期去“海漂”。但在积淀深厚、名家云集的上海,他最终并未成为海派书法的代表人物。反之,笔者以为,若他当时留在广州,以他的资历和影响则极有可能成为岭南书派的领军人物,亦如沈尹默之于上海、启功之于北京、沙孟海之于浙江、林散之之于江苏……所以,一味“北漂”“海漂”未必是最佳选择。这点尤其值得今日之书家反思、借鉴。

责任编辑:杨喜亭